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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社会文科与理科之间的对立，乃至部分“理科做题家”对文科生的“仇视”，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与阶级利益分化的深层体现。

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植根于特定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基础。中国高校文理分科的出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文理科矛盾，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深刻社会变迁的产物。

在传统中国，文史哲政本就密不可分。然而，自1976年以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路线调整，使得新中国培养的文史哲政领域人才遭受了普遍性冲击。加之“不争论”思潮的盛行，以及那场新时代“不可名状的事件”，文科教育的发展方向因此发生了重大转折。文科的社会地位一度被边缘化，其价值被片面解读甚至否定，这为日后文科的“弱势”地位埋下了伏笔。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西方国家物质生活的繁荣与发达，“河殇”思潮一度盛行，大量文科及理工科人才纷纷将出国留学、移民海外视作个人发展的理想追求。这其中，理工科人才由于其工作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即便身处海外，其在公共领域的话语权相对较小，声音不易被广泛听见。然而，一部分文科人才则不同，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服务于海外的意识形态传播，这无形中导致了文科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遭受了额外的非议和审视，进一步削弱了文科的社会声誉和影响力。

在互联网产业勃兴时期，加之中国近现代以来理工科人才的稀缺性，九十年代以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高速发展，催生了大量高薪的理工科岗位。彼时，理科生凭借其在技术领域的专业优势，迅速积累了财富，成为了新兴的经济精英。这可以被视为特定生产力发展阶段下，一部分人通过掌握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率先获得经济红利。这种“红利”的分配，是基于市场经济逻辑下的按要素分配，即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获得了高额报酬。在此阶段，理科生群体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形成了较为优越的社会经济地位。

然而，随着人口红利和技术红利逐渐消退，过度资本扩张带来的泡沫逐渐破裂，许多曾经的“金饭碗”不再“金光闪闪”，甚至面临裁员和降薪的风险。与此同时，以公务员为代表的体制内岗位，因其旱涝保收、相对稳定的特性，其社会价值和吸引力日益凸显。这些岗位大多对文科专业背景有更高的需求。

这种生产关系的变化，直接导致了社会财富和资源分配格局的调整。原本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占据优势的理科生群体，发现曾经“看不上”的文科生，反而通过稳定的体制内工作获得了相对优越的生活保障。这种此消彼长的态势，自然引发了利益受损者的不满，从而将矛头指向了文科生。

在当前的“文科无用论”甚嚣尘上的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攻击。这是曾经的技术精英与体制内群体之间，产生了新的利益矛盾的集中体现。

从毛泽东思想的角度看，这种“文科无用论”并非基于客观事实的理性判断，而是一种服务于特定阶级利益的话语霸权。当自身利益受损时，一部分人会试图通过构建一套新的意识形态，来合理化自身的不满和诉求。将文科贬低为“无用”，其目的在于削弱文科在社会分配中的合法性，从而为理科生争取更多的资源和机会。这种意识形态操作，是一种典型的通过贬低甚至否定对方的社会价值，以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目的的行为。

毛主席在文革中的目的是“斗私批修”。这里的“私”，不仅仅是个人的私利，更是以个人或小团体私利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当“理科做题家”将自身在市场经济中受挫的原因，归咎于文科生占据了体制内资源时，这正是“私”字作祟的表现。他们将个体在特定经济周期下的遭遇，上升为对整个文科群体的否定，并通过意识形态的鼓吹，试图改变既有的社会分配规则。

为了完成这种意识形态的构建，他们不惜对历史和现实进行片面解读甚至歪曲，甚至把二战时期日本把文科生送上战场的极端做法都奉为圭臬，这反映了一种极端的功利主义和狭隘的实用主义思潮。

这种思潮以短期的、可见的经济效益来衡量一切社会活动的价值，忽视了人文社科在社会发展中的长期性、基础性作用。毛泽东思想反对这种片面、狭隘的功利主义，强调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复杂的阶级社会，其中知识分子是一个重要群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深刻的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投身于市场经济，成为技术精英、企业管理人员等，他们的命运与市场经济的波动紧密相连；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选择进入体制内，成为公务员、教师、科研人员等，他们的命运与国家体制的稳定紧密相连。

“理科做题家”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市场经济大潮中成长起来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专业技能，并通过市场竞争获得了较高的收入。然而，当市场出现波动时，他们对这种波动的承受能力也暴露无遗。而文科生群体，更多地倾向于选择体制内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稳定性的追求，也与国家在社会治理和文化建设方面的需求相契合。

这种分化，使得不同背景的知识分子群体对社会资源分配的预期和诉求不同。当市场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时，体制内的稳定性就显得尤为珍贵。这种对比，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心理落差，进而演变为矛盾和对立。

毛泽东思想强调，要警惕和反对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倾向。当前“文科无用论”的甚嚣尘上，以及对文科生的“仇视”，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利益之争，这种非理性情绪导致社会内部的进一步撕裂。将一个群体妖魔化，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反而会加剧社会矛盾，阻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需要文理兼备，既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也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健全的社会治理体系和完善的法治保障。如果片面强调“理科有用论”，忽视文科的价值，长此以往，将可能导致社会发展出现偏颇，甚至影响国家的软实力建设。

正如毛泽东所言，文化是为政治经济服务的。文科所承载的人文精神、历史智慧、社会治理经验，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科技创新离不开人文精神的指引，经济发展离不开社会治理的保障，国际竞争离不开文化软实力的支撑。文科与理科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例如，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仅仅依靠技术突破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深入思考其伦理、法律、社会影响等问题，这正是文科的用武之地。在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领域，科学技术提供解决方案，而人文社科则提供社会治理的智慧和路径。一个健康的社会生态，是各种知识体系相互滋养、共同繁荣的结果。

最后，我们必须警惕这种情绪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挑拨社会内部矛盾，甚至借机宣扬极端思想。历史经验表明，当社会出现内部矛盾时，如果不能有效引导，就容易被极端思潮所裹挟，甚至走向危险的道路。毛泽东思想一直强调要提高警惕，明辨是非，防止敌对势力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利用。

当前文理科矛盾的出现，是社会转型期复杂矛盾的集中体现。它既反映了特定生产力发展阶段下社会资源分配的变动，也折射出不同阶层利益诉求的差异，更包含了某些狭隘功利主义和意识形态偏见的因素。从毛泽东思想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深入剖析其本质，警惕和反对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倾向，促进社会团结，最终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解决文理科矛盾，不是简单地抬高一方贬低另一方，而是要正视问题，深化改革，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开放、包容的社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文理兼备的优势，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和人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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