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在8月1日推出的劳动争议案件司法解释中明确，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关于不缴纳社保的约定或劳动者单方承诺均属无效，这一规定从9月1日起正式生效。作为一项旨在强化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制度调整，本应获得广泛支持，实际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甚至出现不少质疑声音。

这并非社保强制缴纳制度首次引发关注。自1995年《劳动法》确立这一原则以来，历经《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的多次完善和司法实践的强化，30年间仍有大量未依法参保的情况存在，其中不少是劳资双方私下达成的“默契”。这种长期存在的非法现象，除了执法层面的宽松，更源于现实中“当下生存与未来保障”“实际困境与理想预期”之间的复杂平衡。

对低收入群体而言，社保缴费带来的直接压力尤为明显。这类群体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维持基本生活，对收入变化极为敏感。按照现行标准，企业与个人的社保缴费合计超过36%，若加上公积金则达到46%以上。这意味着合规缴纳五险一金后，用工方的工资相关支出会增加约五成，而个人到手收入至少会减少15.5%。与欧美及东南亚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保缴费比例明显偏高：美国工薪税与医保税合计15.3%，企业和员工各担一半；英国对低收入群体有社保豁免政策；泰国社保费率仅为5%，由双方平摊。

更突出的问题在于“一刀切”的缴费模式。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以当地上年度社平工资的60%设定，但由于收入差距扩大，社平工资往往高于普通劳动者实际收入，导致缴费基数超过实际工资的“倒挂”现象。这使得低收入者的缴费占比进一步提高，直接影响基本生活开支。针对外卖平台骑手的调研数据显示，能接受当前缴费标准的不足一成，近四成骑手仅愿缴纳月收入的5%以下。

小微企业同样面临不小压力。长期以来，不少行业未将社保成本纳入经营核算，在利润持续下滑的背景下，突然要求全额参保可能直接推高用工成本。有测算显示，一家雇佣10名员工的小型餐馆，社保合规后用工成本将上升18%-25%，逼近盈亏临界点。从最新数据看，2025年上半年餐饮业80%的正餐企业处于亏损状态，3522家线上正餐店合计亏损超7600万元，平均每家亏损3万多元，快餐行业虽营收微增但利润暴跌近五成，社保合规可能成为压垮这些企业的最后压力。

社保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也降低了部分群体的参保意愿。我国社保实行现收现付制，即当前劳动者缴费用于支付当期退休人员养老金。但随着老龄化加速，这一模式面临挑战。截至2024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15亿，占总人口22.4%，预计2035年将突破4亿，占比超30%。领取养老金人数增加与缴费人数相对减少的矛盾，导致社保基金收支失衡加剧。2018-2023年，社保支出年均增速8.1%，收入增速仅7.1%，目前已有16个省份出现当期收不抵支。

养老金替代率的下降更让参保者担忧。这一衡量退休后生活水平的关键指标，已从2010年的58%降至2024年的42.5%，跌破国际公认的55%警戒线，预计2030年可能降至38%。中国社科院预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将在2027年达峰后逐年减少，2035年可能耗尽。这种不确定的未来预期，让不少人对长期缴费的必要性产生怀疑。

社保体系内的待遇差距进一步削弱了参保积极性。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享受“视同缴费年限”和职称挂钩政策，垄断国企员工按高基数缴费并享有企业年金，退休后养老金水平较高；而60%的民企按最低基数参保，70%以上的个体户和农民选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低档缴费。2024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均工资12.4万元，私营单位仅6.9万元，二者差距15年间扩大近4.3倍。

养老金待遇的差距更为显著。金融、电力等垄断行业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超1万元，部分高管达3万元以上；普通制造业、服务业退休人员月均仅2500-3500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平均约180元，差距超10倍，远超发达国家3-5倍的普遍水平。加上最低缴费年限将从15年逐步延长至20年，灵活就业和工作不稳定群体面临断缴即损失前期投入的风险，导致参保意愿降低。

一项针对青年群体的调查显示，78%的90后、00后认为当前养老金制度不公平，73.6%对未来养老保障缺乏信心。这些现实问题的存在，使得本应受拥护的社保强制政策，遭遇了来自不同群体的抵触。如何在保障权益与减轻负担、稳定当下与确保未来之间找到平衡，成为社保制度完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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