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师，本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然而，最初的喜悦很快消散。一方面军久经苦战，全军只剩万余人，衣衫褴褛，疲惫不堪。对比之下，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物资充足，反差明显。

这种力量上的悬殊，直接滋长了张国焘的野心。他屡次提出超出常规的权力要求。中央顾及团结，尽可能予以满足，但对根本原则问题坚持不退让。张国焘因此心生另立炉灶之念。

两大主力会师后，原本计划是混合编队，分两路北上。但张国焘刚出发就背弃承诺，执意要部队南下。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看到局势无法挽回，便决定率领中央红军单独北上。至此，红军两大主力在草地分道扬镳。

这次突然的分兵，让原红一方面军那些被混编到左路军的干部们，处境变得尤为艰难。朱德、刘伯承、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等人，面对巨大压力，依然坚定不移地同错误路线抗争。

但也有四位高级干部，在那场关键的卓木碉会议上，公开表态支持了张国焘的南下主张。他们是原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军团长罗炳辉，原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以及原红五军团工作部部长邵式平。

徐向前元帅后来回忆，会议气氛当时非常沉闷，没人愿意率先发言。张国焘直接点名一方面军的干部表态。这几位干部发言时情绪激动，列举了具体事例，许多四方面军的同志听后闻所未闻，甚至感到哗然。他们的言论影响甚广，确实误导了一些人。那么，这些曾在历史转折点做出不同选择的将领们，他们的后来如何呢？

那段日子的抉择

何长工的经历令人颇为感慨。若论资历，他曾是毛泽东主席身边的铁杆亲信。毛主席亲自给他取名“长工”，寓意为人民永远的“长工”。1927年，他参加秋收起义，随毛主席上了井冈山。

根据地站稳脚跟后，毛主席派何长工去联络南昌起义余部。他自1927年10月出发，辗转长沙、衡阳、韶关等地，终于在12月末成功与朱德部队取得联系。正是何长工促成了朱毛会师，其贡献不可估量。

凭借这份功勋，何长工的地位一直很高。1930年，他已担任红八军军长。1935年升任红九军团政委。按常理发展，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应当是水到渠成的事。

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嫡系出身的高级干部，却在草地分兵时，站到了张国焘一边。卓木碉会议前，时任32军（原红九军团改编）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曾找何长工，提议32军与红五军一同北上寻找中央，但何长工没有明确表态。

卓木碉会议后，罗炳辉和何长工的表现，让许多支持中央的干部感到失望。黄火青回忆，散会后政治部干部都涌到他屋里，大家非常气愤，认为两人已倒向张国焘。一些干部请黄火青带他们走，黄火青也曾想和红五军联合向西穿过藏区去找中央，但很快电台被调走，无法再联系。

何长工晚年曾浅谈此事，他认为自己和部分被分到左路军的同志“钻进了死胡同”，承认这其中有许多曲折和压力，但最主要是“主观上犯了错误”。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

张国焘的南下路线最终失败，三大主力最终会师陕北。此后，何长工的军事一线生涯基本结束。抗战时期，他主要从事军事教育工作，担任过抗大副校长等职。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负责军事教育和军械工作。

1955年，何长工没有参与授衔。但他始终担任着重要职务，并在1980年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他的人生轨迹，从军事核心高位转入其他领域，可以说高开低走，但这确实是他当时选择带来的结果。

几番风雨过后

罗炳辉的故事同样充满传奇色彩。1915年，他年仅十五便在旧军队中当兵，凭借英勇战功迅速晋升营长，并参与护国战争与北伐。1929年7月，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起义贡献突出，被任命为红九军团军团长。他的军事才能出众，后来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但在草地分兵时，罗炳辉的选择出现了偏差。

两大方面军混编后，彭绍辉调任左路军30军参谋长。中央红军被迫单独北上后，彭绍辉接到了叶剑英发来的电报，提示两军关系破裂，希望原一方面军干部尽快北上。彭绍辉得知后大惊，随即联络一些同志，趁夜色离开了左路军。

他们行进三四个小时后，不幸与从右路军南下的陈昌浩等人相遇，随即被扣留。那段时期，彭绍辉给朱德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委托原红九军团一位同志转交。但这封信并未送到朱德手中，那位同志把它交给了罗炳辉，罗炳辉又转给了张国焘。

张国焘看信后大为震怒，专门将彭绍辉叫过去。当时他身边的一名将领甚至拔出手枪，差点酿成大祸，幸亏朱德及时出面才化解危机。彭绍辉后来回忆说，自己的命是朱德从枪口下抢回来的。

三大主力会师后，毛泽东主席对罗炳辉依然保持信任。八路军进入山东时，主席曾考虑让罗炳辉前往主持军事工作。但罗炳辉已调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一时无法脱身，最终才由陈光、罗荣桓率115师入鲁。

此后几年，罗炳辉凭借战功不断升迁。解放战争爆发时，他已是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兼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如果身体允许，他很可能继续辅助陈毅将军稳住山东战局。然而，连年征战对他的健康造成巨大伤害，罗炳辉于1946年6月不幸病逝。他未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成立，未能参与1955年的授衔，令人扼腕叹息。作为36位军事家之一，若他能活到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毫无疑问的。

殊途同归的奉献

李卓然资历深厚，1922年便已加入中国共产党，还在苏联学习过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共党员也是苏共党员。他在中央苏区时，担任过红军司令部总直属队总支书记、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办公室主任等职，是毛主席的亲近工作人员。

第四次反“围剿”前，毛主席被解除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赋闲在家。主席曾自嘲那段时期“木菩萨浸到粪坑里，搞得臭得很”，可见当时处境之艰难，基本上无人敢与他多有牵扯。但李卓然却冒着被牵连的风险，多次探望毛主席，这份雪中送炭的选择，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

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李卓然再次做出关键选择，投下宝贵一票支持毛主席重返指挥岗位。然而，在卓木碉会议上，李卓然同样做出了错误选择。此后，他历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西北局委员、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西路军政治部主任等职。

西路军失败后，李卓然辗转到达新疆。至此，他的一线军旅生涯基本画上了句号。回到延安后，他开始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中央宣传部部长。他的职业轨迹，从军队转向党务和宣传，也印证了当年选择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原红五、红九军团的军政四位首长中，只有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坚决执行了中央的路线。董振堂还是宁都起义后才参加红军的，其立场坚定殊为不易。

邵式平在革命早期也拥有极高的声望。赣东北地区流传着一首民谣：“上有朱毛好主张，下有方邵打豺狼。第一英雄方志敏，第二将军邵式平。两条半枪闹革命，打倒土豪为人民。”这首歌谣将他与方志敏并列，足见邵式平贡献之突出。他与方志敏共同领导了戈横起义，创建了闽浙赣根据地和红十军。毛主席评价他能文能武，是全才。

长征之初，邵式平本是中央军委纵队参谋长。但由于王明路线领导人的排挤，他被降为红五军团工作部部长。在阿坝会议和卓木碉会议上，他两次支持张国焘的南下路线，这段时期确实走了一段弯路。

三大主力会师后，邵式平也逐渐淡出军队一线。此后，他历任陕北公学教育长、晋察冀边区政府工商局局长、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等职，转而从事教育和地方经济管理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更是点名邵式平担任首任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当时该职务的候选人包括饶漱石、舒同、李井泉等，个个资历深厚。但毛主席力排众议，最终确定由邵式平出任，可见主席对他信任依旧。邵式平在江西一省之长岗位上工作了16年，直至1965年去世。

历史的回响

回望历史，一个人在一生中完全不走错路，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高级干部在历史关键节点所做的选择，复杂而充满变数。尽管他们中的部分人曾偏离了中央的既定路线，但最终大多能够重回正轨。

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即使一时犯错，只要能够及时修正并继续为共同的理想奋斗，依然能为革命事业做出宝贵贡献。他们在后来的岗位上，无论身处何方，都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着历史的车轮向前。这段历史，也深刻地诠释了在决定性时刻，个人选择对命运，乃至对整个事业走向，所产生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