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死的那天，京城飘着雪。

宫门外冷得渗人，不是因为天气，而是因为没人敢多说一个字。抬棺的太监脚步极快，像是怕棺材多待一秒，就会给自己招来灾祸。

这是崇祯登基后的第一记重拳——杀魏忠贤。刀落得干脆，干净利落。朝中那些被阉党压得透不过气的东林党人，心里只怕是暗爽无比。

可奇怪的是，这一刀下去，明朝并没有更清明，反倒乱得更快。 魏忠贤没了，边关很快守不住，军饷断了，农民造反了，崇祯的江山雪崩般地往下滑。

表面上，他是大奸臣，坏事干尽，人人喊打。可在他活着的那些年，辽东的宁远还在袁崇焕手里，朝廷虽然空虚，但边关起码能运作。

袁崇焕镇守宁远的时候，前线缺粮缺械，朝廷捉襟见肘，拨下来的银子杯水车薪。可就是这位阉党魁首，在后面替他兜底。魏忠贤能批物资，能调兵——甚至会私下想办法从海商那边薅点钱，加到军费里。

袁崇焕不是糊涂人，他知道这份支持值多少。所以在朝堂上，他替魏忠贤求情，甚至提议立生祠。这绝不是简单的拍马屁——大明的东线，真需要这个靠山。

袁崇焕不是唯一一个站出来的人。郭允厚也提过类似的事。这些人平时不是什么趋炎附势之辈，反倒让人更好奇，他们的选择背后，是真看走了眼，还是明白了“有事真得有人办”的道理。

魏忠贤当政时，大方向没动农民的税。他下刀子的地方主要是商人——户部搞海税、商人额外上贡，这让不少人骂他黑心。但这条算细账的人都知道，商人咬牙能忍，农民是没退路的。逼急了，就是揭竿而起。

天启末年的几年，明廷内斗极厉害，可百姓并没有大规模暴乱。并非因为魏忠贤仁政，而是他清楚这根弦不能断。这也是他手腕的一面——捞油水归捞油水，但要留着底座不翻。

崇祯上台后，挥刀砍掉了魏忠贤。朝堂上确实干净了，东林党人也挺胸抬头了。可干活的那些人，瞬间少了一大半。

魏忠贤的那套运作方式，虽然骂名满天飞，但能办事。朝廷财政紧张，他能想办法找钱支援边防；军队缺粮，他能顶着其他文官的反对优先补前线粮饷。

他死后，袁崇焕彻底孤立。打仗是全套工程——不止是前线冲锋，还要有人在朝里替你说话、批物资。魏忠贤就是那个能帮他找路的人。一旦没了，他对上皇帝，对下军心孤悬。

崇祯本就疑心重，手边满是清谈的东林党人。这帮人讲理学可以，真要拿主意批公文时，就开始推诿。结果袁崇焕顶着皇太极亲率八旗压境，在北京城外赢了一役，转身就被皇帝满门抄斩，罪名是通敌。别人信不信不重要，皇帝觉得他该死就够了。

魏忠贤的弊病也不少。他宠信的太监遍布各地，干儿子干女儿成群，官场成了阉党的独家专卖店。陆万龄甚至能厚着脸皮上书，把魏忠贤与孔子并列，说他功德相当。这马屁拍得堪比天鼓雷音，听者不知该笑还是该恶心。

舆论更是他拿捏的重点。在京城，那几年喝酒说话得看风向，一个姓武的男子只是在妓院里多说了几句，就被抓去下狱。人人在茶桌前学会了含糊其辞——魏公不提，命才在。

可即便如此，他对孙承宗、袁崇焕这类的边防干将，却几乎是无保留地支持。理由很简单——这些人在北线顶着金后，才是他权力能稳的根本。他要真去折腾他们，等于自毁根基。

崇祯的意图其实没错，他想清洗腐败，把朝廷扶上正轨。但年纪轻，性子急，又追求面子上的“整洁”，把魏忠贤这块又脏又能用的布直接扔了。短时间看，桌子干净了；长远看，没人擦桌子了。

东林党人站道义高地，口号喊得比谁都响，真到落实到具体，把他们派到工地搬砖——有人嫌脏，有人说要先议一议，有人干脆不去。边关的仓库越来越空，士兵盼不来军饷，前线的信使快马加鞭送到京城，换来的，多是几句清谈。

与此同时，天灾连年，百姓吃不上饭，税还在加。魏忠贤在时，这种事他能顶一顶——哪怕为了自己的名声和权力，他也会先去商人那边多薅一把。可文官不碰权贵的钱包，只敢回头压缩农民的口粮。局势由此彻底翻了盘。

造反的火，从西北和中原的农民军烧起，延烧到李自成的军令旗上。没有像样的镇压，没有及时的安抚，地方兵饷空了，城墙的砖缝再结实也挡不住。

李自成进京的那天，崇祯爬上煤山，在一棵歪脖子树上结束了自己和大明的命。而这一切的连锁反应，其实在魏忠贤倒下时，就已经按下了启动键。

魏忠贤死后，他的亲信鸟兽散；有人贬谪，有人逃亡，各地的“干儿子”没了靠山立刻改口。曾经为他歌功立碑的士人闭口不提这段历史——毕竟风向变了，活着比辩白重要。

他在史书里自然留着浓重的骂名，《明熹宗实录》里翻几页就能感受到那股怨气。但也有史家指出，魏忠贤确实在辽东事务上发挥过作用。他是权臣没错，可在大明财政和边防体系已经千疮百孔的时候，他起到的，反而有几分“稳定器”的作用。

历史的吊诡就在这——一个人人喊打的奸臣，拆掉他就像拆掉一座危桥，结果洪水先淹了自己。干净和稳定，在崇祯的选择里只能留一个，他选了干净。

这是不是错？

看结果，错得干脆利落。看动机，似乎又没那么冤。可历史不看动机，历史只看事后那座煤山上的绳结和一个时代的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