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特务摸上主席专车，戴笠拍桌子：这都能失手？

要说这胆子，真不是一般的大。1943年延安的秋夜，凉气已经能钻骨头缝了。一辆颠簸的美式吉普车，晃晃悠悠地停在了北沟的半山坡上，车灯划破了漆黑的夜幕。车上的人刚看完戏，正七嘴八舌地往下跳，谁也没留神，人群里混着一个心事重重的“不速之客”。

这年轻人，就是戴笠手底下那帮人里挑出来的“独狼”，代号“乙-17”。说句实在话，这种单枪匹马的活儿，要么成名，要么成仁，没第三条路。他一路从西安过来，靠着两封伪造的介绍信，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新调来的警备队候补班长，就这么混进了延安。

他的任务，简单粗暴：干掉毛主席。

那天晚上大礼堂演的是《三打祝家庄》，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毛主席因为工作忙，戏都开场好一阵子才过来。乙-17的票本来在边上，他特意蹭到过道，一双眼睛就没离开过主席的身影，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路线和时机。

戏一散场，人潮往外涌。他瞅准机会，就想跟上去。偏偏旁边一个看戏的老乡，热情得不行，拉着他的手非要说几句“同志，戏不错”，就这么一耽搁，黄金时机就溜走了。

眼瞅着主席上了那辆专车，乙-17心里一横，趁着警卫员忙着维持秩序，一个箭步蹿上车子右侧的踏板，像个壁虎一样贴在了车身上。车里头挤得满满当当，谁也没多看这个扒在车外的“编外人员”。

车子一发动，他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脑子里闪过好几个动手的方案，可没一个行的通。车里人太多，空间太小，他那把藏在棉袄里的卡巴匕首根本施展不开。再说，前排坐着王来音，后头还有个不认识的高个子干部，窗外黑灯瞎火的，还有骑马的警卫跟着。他一咬牙，决定等下了车再说。

嘿，就是这个“再说”，要了他的命。

车一停稳，警卫员田魁就开始疏散干部。田魁这人，眼睛毒得很。他扫了一眼那个从车踏板上跳下来的年轻人，心里就犯了嘀咕。这小伙子举止太僵硬了，眼神飘忽不定，右手还老往怀里揣，一看就不对劲。咱们延安的干部，再怎么紧张，也不会连个招呼都不打吧？

乙-17当时脑子也是一团浆糊，天太黑，他压根没看清哪个是目标。他只瞧见一个高大的身影进了前面的窑洞，想当然地以为那就是主席，急吼吼地就跟了进去。

结果，刚到窑洞口，就被值勤的哨兵给拦下了。“口令！”

这一下把他问懵了。他哪知道当天的口令是什么？情急之下，他想起在西安培训时听过的一个，张嘴就来：“星火燎原！”

话一出口，他就知道坏了。哨兵的眉头立刻拧成了疙瘩，这都哪年的老黄历了？“星火燎原”是两年前的口令！哨兵二话不说，伸手就去抓他的肩膀。乙-17反应也快，猛地一挣，想往后退，可旁边早就围上来了几个人，三下五除二就把他摁倒，拖进了旁边的空掩体。

棉袄扣子被一把扯开，那柄泛着寒光的匕首“当啷”一声掉在地上。这下，什么都不用说了。

审讯连夜进行。一开始，这小子嘴还挺硬，一口咬定自己是抗大的学员，名字、期号、教员，编得有鼻子有眼。可王来音也不是吃素的，直接把抗大的花名册翻了出来，一页一页地对，没多久，这小子的谎话就编不下去了。

到了后半夜，乙-17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竹筒倒豆子一般，全招了。他说自己是重庆总部直派的，戴老板亲自下的令。他交代，本来想在礼堂动手，嫌锣鼓声太吵，怕盖不住动静；又想在车里动手，嫌人多光线暗。千算万算，最后栽在了一句过期的口令上。审讯记录里，他最后只说了一句带着点情绪的话：“是我技不如人。”

这事儿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军统对延安的安保工作，一直存在着严重的误判。戴笠和他手下那帮精英，总觉得延安就是个土包子扎堆的地方，警惕性高不到哪去。他们不知道，早在1942年，边区保卫处就端掉了一个潜伏网，整个延安的警卫、机要、情报体系早就拧成了一股绳。特别是负责核心警卫的中央警卫团，那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手，经历了无数次实战考验，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更何况，当时延安正在搞整风运动，内部审查本来就严。你一个生面孔，言行举止稍微有点异常，马上就会被人盯上。乙-17能混到主席的专车上，已经是烧了高香了，想在最后关头得手，简直是天方夜谭。

这事儿两天后才报到毛主席那里。他听完汇报，只是平静地放下手里的钢笔，说了句：“此事说明工作不能有半点懈怠。”然后就让叶子龙在警卫规定里加上一条：“专车不捎带外人”。没有表扬，也没有批评，但警卫员田魁后来回忆，主席那天在纸上写的“警惕”两个字，比平时大了不少。

消息传回重庆，戴笠在办公室里大发雷霆，把情报科的人骂了个狗血喷头。他承认，自己小看了延安。这次失败，让军统的“独狼计划”彻底泡了汤。从那以后，他们再想往陕甘宁边区派人，就难上加难了。

说到底，这场发生在半山坡上的无声较量，看似只是一次失败的暗杀，却折射出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对抗。军统那边，靠的是精英特务的个人能力，玩的是阴谋诡计。而延安这边，靠的是严密的组织和深入群众的安保体系，每个人都是一道防线。一个人的“勇”，终究敌不过一个集体的“盾”。这事儿也给咱们提了个醒，真正的铜墙铁壁，从来都不是高大的城墙，而是根植于人民之中的警惕和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