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的援助点，本该是救命的所在。然而，在这里，每一份分发的物资，都可能成为夺走生命的诱饵。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已明确指出以色列将食品武器化的行为，这分明就是战争罪。但这一定性，似乎并未阻挡狙击手将枪口，瞄准那些为家人苦苦寻找面包的父亲和孩子。

这场在加沙上演的饥荒，绝非战争的偶然产物。它更像是一部被精心策划、精准执行的系统性暴行。其实现，不仅靠前线的枪炮轰鸣，更仰仗一套在幕后默默运转的“沉默机器”。这台机器，由特定的政治议程、严密的话语审查和选择性失忆共同构建。

饥饿：一份早在2008年的“卡路里限额”

加沙的饥饿，并非突发事件，更非失控后的意外。早在2008年，一份名为《加沙地带食品消费——红线》的以色列政府文件就已曝光。这份文件清晰地表明，将食品作为战略武器，把加沙民众维持在最低生存线，是其长期政策。

这种“卡路里治国”的策略，在近期冲突中变本加厉。今年3月，以色列再次对加沙地带实施全面封锁，人道物资几乎断绝。紧接着，针对寻求食物的巴勒斯坦平民，以色列军队展开了系统性袭击。

救援点成了屠宰场。最近一次，一处援助物资分发中心遭袭，至少56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幸存者拉比亲口控诉，民众在等待物资时，突然遭到欺骗性开火，无辜生命瞬间凋零。

在加沙工作的英国外科医生尼克·梅纳德亲眼所见。他报告说，以色列狙击手对援助点民众的射击，存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模式。射击部位每天都在变，从腹部到头部，再到手脚，就像“玩一场每天都换目标的游戏”。这哪里是交战，分明是蓄意残害。

面对这样的饥饿屠杀，加沙巴勒斯坦民防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尔，选择了绝食抗议。他要为超过200万被逼到饥饿边缘的同胞发声。巴萨尔长期记录并揭露加沙的惨状，他痛斥以色列的占领与封锁，并认为国际社会对加沙的苦难，漠不关心。他强调，面对压迫，抵抗是自由个体唯一的选择。

美国：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秀”

当加沙地带的惨剧如此触目惊心时，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似乎在另一出戏中忙得不可开交。公众的视线，被巧妙地从加沙的种族灭绝，转移到了一场看似无关紧要的国内“文化战争”。美国国会，就是这场政治大戏的核心舞台。

议员们声势浩大地举行听证会，将焦点对准美国大学校园内的“反犹太主义”问题。纽约市立大学校长费利克斯·马托斯·罗德里格斯，就是被叫到国会“拷问”的典型。他在听证会上反复声称自己对具体情况“不知道”。

然而，这种表面上的“无知”背后，却是赤裸裸的制度性压制。就在这场听证会前，罗德里格斯校长已解雇了四名合同教授。他们仅仅因为参与了与巴勒斯坦相关的活动，就成了政治清算的牺牲品。

这清晰地表明，在美国的政治重压下，学术机构如何进行自我审查。它们不惜牺牲学术自由，压制任何可能批评美国或以色列政策的声音。这种行为模式，无疑为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提供了无形的政治掩护，营造出一种“不谈加沙”的氛围。

与此同时，西方媒体和政治言论也在不遗余力地扭曲叙事。比如，也门胡塞武装对巴勒斯坦的支持行为，被刻意描绘成非理性的暴力。可谁又会提及，自2016年起，美国支持沙特在也门制造的大规模饥荒？这种选择性叙事，目的就是切断压迫与反抗之间的逻辑关联，为既定现状辩护。

全球：摇摇欲坠的霸权与世界的反击

加沙的悲剧并非孤立，它折射出全球权力格局的深刻变迁。当前，全球正加速向多极化发展，而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强权，似乎正进入“衰退帝国”的恐慌阶段。这种恐慌驱使它们采取更激进的外部干预。

比如，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制造新的冲突，这被普遍认为是转移国际社会对加沙危机的策略。这种恐慌的本质，在于对自身霸权地位可能被削弱的担忧。同时，它们也高度警惕全球各地此起彼伏的民众抵抗运动，因为这些运动可能引发“全球共鸣”。

从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到智利的街头示威，再到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的抗议浪潮，掌权者心里明白，这些看似孤立的反抗，背后都藏着全球共鸣的火种。数字时代，一方面赋予了马哈茂德·巴萨尔这样的一线记录者揭露真相的能力。

他们可以将加沙的真实状况直接传递给世界。但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也为当权者提供了更高效地压制自由、审查信息，甚至通过算法控制公众认知的工具。公民自由的脆弱性，全球经济和供应链的紧张态势，以及地缘政治的持续动荡，正将世界推向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对抗的十字路口。

笔者以为：谎言无法永远奏效

援助点之所以最终沦为屠宰场，其根本原因在于，饥饿本身就是一种被精心设计的武器。而杀戮，则是确保这件武器持续有效，达到既定战略目标的冷酷手段。当马哈茂德·巴萨尔选择以绝食这种最原始的方式对抗饥饿时，他所挑战的，不仅是眼前200万同胞的生存权。

他更是在挑战那个声称“无法阻止”这一切的巨大谎言。加沙的悲剧并非不可避免，它是政治选择、军事执行和话语掩盖多重作用下的产物。承认这一点，直面那些无法被辩护的罪行，才是结束这场持续屠杀的唯一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