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邓颖超，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最为杰出的典范，享誉国内外，赢得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深切敬意与真挚爱戴。作为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与卓越领导者，她们对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及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长河中，她们始终并肩作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我国妇女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树立了崇高的学习楷模。

初次相识于国民革命。

“你当时如此年轻、貌美、端庄，举止优雅，且怀抱坚定的革命信念。”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因劳累成疾，孙中山不幸肝病复发，猝然离世。此一变故，令原本就对“三大政策”持反对意见的国民党右派分子更加放肆，他们纷纷结党营私，暗杀左派领袖廖仲恺，召开“西山会议”，并通过了诸如“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李大钊”等反动提案，公然破坏革命阵线。在如此危急关头，宋庆龄毅然决然站出来，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确保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得以按时召开。

“愿诸位团结如磐石，勿受他人挑拨，勿因个别人之偏见而引发争执。”宋庆龄的号召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在宋庆龄、邓颖超以及其他与会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翼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大会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案》等一系列决议，重申了国民党一大确立的纲领，严厉打压了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稳固了孙中山逝世后动荡的国民党基础，“阻止了时局的逆转，延缓了统一战线的破裂，为北伐战争的展开和革命的推进创造了可能”。

“自始至终，我国妇女并非仅仅在内容单薄的‘女权主义’旗帜下抗争，而是作为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奋斗。”在大会选举中，宋庆龄以高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邓颖超则当选为候补委员。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亦标志着宋庆龄与邓颖超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紧密合作与共事关系的开启。

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宋庆龄与邓颖超、何香凝等人一起领导妇女运动，培养妇女革命干部，组织妇女革命军，唤醒了千千万万饱受封建传统压迫的中国妇女。就在国民大革命开始步入高潮、北伐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了“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的洪流被反革命分子所冲散，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最终破裂。宋庆龄先是流亡国外，回国后，又拒绝参加南京国民政府的任何政治活动，不顾个人安危，坚决地与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作斗争。邓颖超则被迫转入隐蔽战线，在从事了四年艰险的地下工作后转到苏区，接着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的处境下，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此后十余年里，宋庆龄与邓颖超虽然接触不多，但彼此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心灵是相通的。即便俩人身处在不同地区、不同战线、不同岗位上，但她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坚持革命斗争，为中国革命而奋斗。曾经并肩战斗的日子给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深深扎根于各自的心底。

抗战时期，邻里互助。

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为了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宋庆龄与邓颖超均怀揣满腔热血，毅然投身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

自国共二次合作启幕，邓颖超肩负中共中央的重托，于1937年12月自延安抵达武汉，投身于妇女统战事业。次年5月，她出席了由宋美龄主持的庐山妇女工作座谈会，并就“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运动概况”进行了专题报告。尽管宋庆龄是此次会议的积极倡导者和精心组织者，却因时局所限，未能亲自与会。在邓颖超等人的不懈努力下，会议最终决定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转型为涵盖各党派、各界别、各地区妇女代表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并确立为全国性的妇女抗战指导机构。

1938年，宋庆龄（前排右五）与邓颖超（后排就座，右一）自香港抵达广州。当时，她们与广州各界妇女共聚一堂，于欢迎集会上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这次短暂的相聚，与你并肩奋斗，对我而言是莫大的教益，我将永远铭记于心，难以忘怀。”

在随后的三年余载，宋庆龄与邓颖超虽身处异域，山川阻隔，却在工作上保持着紧密的协作与相互扶持。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举世瞩目的“皖南事变”，蒋介石集团的反共浪潮推至顶峰。1月14日，宋庆龄在得知此事后，即刻与何香凝、柳亚子等人联名撰文，起草了一份致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的宣言——《要求撤销剿共部署，坚持实行联共抗日》，宣言中深刻阐述了国共团结与分裂对国家民族及各党派的利弊，并对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倒行逆施进行了强烈的谴责。18日，宋庆龄又向蒋介石发出通电，强调“弹压共产党将使中国陷入内战危机，今后必须彻底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一切对共产党的打压行为”。“保盟”的《新闻通讯》亦纷纷发表文章，向国际社会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广泛宣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反对倒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有力地支持了周恩来、邓颖超等共产党人与蒋介石在政治上的斗争。

1941年12月，日本悍然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随之爆发。宋庆龄从战火纷飞的香港撤退至重庆。尽管蒋介石因“皖南事变”之事对宋庆龄心怀芥蒂，但仍旧将她安置于宋霭龄的宅邸，表面上假装关怀备至，实则暗中派遣特务严密监控。宋庆龄不得随意外出，与外界交流亦受限。某次，邓颖超前来拜访，宋庆龄暗中提醒她有特务监视，因此二人的对话也变得格外谨慎。在宋子文的协助下，宋庆龄最终被安置于被敌机轰炸后的“黄山”废墟中的一栋楼房内。入住“松籁阁”后，她虽然获得“一楼之内的自由”，但邓颖超探访时，楼外依旧有特务监视。1943年1月11日，为庆祝《新华日报》创刊五周年，宋庆龄在邓颖超的陪伴下观看了《兄妹开荒》等文艺表演。演出结束后，她兴奋不已，意犹未尽，随即来到会客厅，挥毫题写了“发扬抗战国策，争取最后胜利”的字句。由于长期遭受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宋庆龄平日里深居简出，鲜有与人畅谈的机会，因此，那天的她格外高兴，兴致勃勃。

1949年6月30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右侧）和廖梦醒（左侧）等人的陪同下，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的盛大庆典。

在整个抗战期间，宋庆龄和邓颖超凭借着坚强、勇敢和智慧，在虎狼包围中，与顽固派周旋。邓颖超作为共产党驻国统区的代表，坚持统一战线与合法斗争相结合，以“又联合，又斗争”的巧妙斗争艺术保存自己，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宋庆龄则把争取国际援助与国内斗争紧密结合，坚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共产党给予支持和援助，发挥了任何人都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在这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宋庆龄与邓颖超守望相助，共同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同心协力。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决定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国家大计。1949年1月，党中央在致华东局的指示电中，特别附上了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给宋庆龄的电报，并指令华东局尽力转达。“即将在华北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恳请宋庆龄女士拨冗北赴，参与这一人民历史性的伟大事业，并就建设新中国提供宝贵的指导。”宋庆龄得知此事后，亲笔回信表示，由于身体状况，她难以北上，认为“静养”为上策，建议待上海解放后再与大家会面，以确保稳妥。

1949年5月，上海宣告解放。邓颖超与何香凝、蔡畅等同仁联名致电宋庆龄，对她表达了由衷的敬佩与深切缅怀。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再次致函宋庆龄，诚挚地邀请她北上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伟业，并特地委派邓颖超携带亲笔信函亲自前往邀请。6月3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在逸园饭店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的盛大活动，宋庆龄亦受邀与会。在邓颖超、廖梦醒的陪同下，她出席了会议，并亲笔撰写了一篇充满热情的祝词：“热烈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位在上海诞生、在江西群山深处成长、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磨练而百炼成钢、在乡村泥土中磨砺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以崇高的敬意！”与1912年她所撰写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相较，这篇祝词更显激昂之情。在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无以伦比的诚意后，宋庆龄终应允北上。8月28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和廖梦醒的陪伴下抵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亲自前往车站迎接。当晚，毛泽东设宴款待宋庆龄，两人畅谈甚欢。

1960年，邓颖超女士有幸陪同宋庆龄女士参观展览。

此后，宋庆龄与邓颖超并肩参与了政治协商会议及中央人民政府筹备等一连串繁重任务。在1951年9月21日至30日间，她们出席了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宋庆龄荣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职，并长期担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及中国福利会主席。尽管国务活动繁忙，宋庆龄依然如一地关心新中国妇女与儿童的发展，她时常与全国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的邓颖超探讨妇女与儿童工作的方针政策等关键议题。作为妇女运动的开拓者和领导者，宋庆龄与邓颖超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生活各领域，为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而持续奋斗。她们一致认为，广泛动员妇女参与生产劳动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关键环节。为此，邓颖超提出妇女需学习政治理论、文化科学知识、新的生产技能，提升政策和业务能力，在生产与建设领域与男性并肩作战。宋庆龄则号召妇女成为技师、经理、教员、拖拉机手、工程师、科学家及各类熟练工人。为了实现妇女解放的共同理想，宋庆龄借助其崇高的声望，通过国内外渠道发表演说或撰写文章，呼吁援助，并领导中国福利会为妇女儿童谋福祉。1951年9月，宋庆龄将获得的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10万卢布捐赠给中国福利会，不久后，又将《为新中国奋斗》一书的稿费捐献给了全国妇联。邓颖超则致力于争取党的领导、推动政府制定具体法律、法令和政策。她们在工作上默契协作，共同为推动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岁月的积淀让宋庆龄与邓颖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生活上如同亲姐妹般亲密。邓颖超常在繁忙之中抽空写信问候，或亲自上门探望宋庆龄。鉴于宋庆龄频繁的出差，她往返北京与全国各地时，邓颖超总会亲自前往迎接和送别。1953年，宋庆龄因过度劳累导致血压急升，邓颖超随即致电慰问，并分享了自己的养病心得。宋庆龄对邓颖超的健康亦关怀备至，她从不将自己视为革命前辈，尽管位居高位且比邓颖超年长11岁，但她仍和大家一样，亲切地称呼邓颖超为“邓大姐”。在考察各地时，宋庆龄也常携带礼物赠予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实则更加凸显了她们之间深厚的情谊。

“称呼您为庆龄同志如何？”宋庆龄心中喜悦，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她如同革命前辈、慈母般地亲吻了邓颖超的手，邓颖超也深情地回吻。离别之际，邓颖超真挚地拥抱宋庆龄，并亲吻了她的脸颊，这份革命情谊令人动容。5月14日，宋庆龄的病情急剧恶化。次日，邓颖超与王光美、彭真一同探望她。神志清晰的宋庆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再次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邓颖超将这一心愿直接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汇报。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这不仅是对宋庆龄同志的荣誉，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16日，邓小平亲自前往探望，祝贺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彭真也告知她被授予国家名誉主席的决定，并致以祝贺。5月27日，邓颖超撰写了《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一文，赞誉宋庆龄为“人中豪杰，女中豪杰”，表达了对她无尽的敬意，“您是一颗闪耀着革命光辉的、璀璨的明星，光芒万丈，成为千秋楷模。”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的寓所病逝，享年88岁。遵照她的遗愿，党中央将她安葬在父母之旁。

宋庆龄与邓颖超在革命浪潮中相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携手并肩，共同拼搏。她们之间的情谊与合作，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为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倾注了巨大的心力。宋庆龄，孙中山的伴侣，国民党左翼的璀璨旗帜，始终在政治风云变幻的关键时刻，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邓颖超，作为党内妇女运动的杰出代表，长期活跃在我国政治舞台之上。她们各自从独特的角度，发挥优势，同舟共济，共渡难关，为推动中国革命与妇女解放事业贡献了显著的成效，其事迹永载史册。宋庆龄与邓颖超为共同理想献身的伟大精神，将永远被后世所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