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识于武汉

胡风，原名张光人，1902年生于湖北省蕲春县。20年代初，他接触新文学运动。1929年，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日本反战同盟并加入日本共产党，1933年春被驱逐回国。30年代中期，在上海结识鲁迅、冯雪峰等人，先后担任过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书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作出了贡献。

八一三事变后，胡风离开上海，于1937年10月1日到达武汉，开始筹备创刊《七月》。不久，周恩来同王明、博古等中共中央代表于1937年12月18日到达武汉。周恩来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兼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主要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王明为长江局书记。为了动员文艺界人士，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服务，周恩来找胡风进行个别恳谈，了解近几年上海文艺界的情况。这是周恩来和胡风的最初相识。当听完胡风的情况汇报后，周恩来说，统战局势要争取大的发展，就要求我们一要工作面广阔，二要坚持原则立场。没有前者，就会陷于宗派关门主义，脱离广大人民的要求；没有后者，就会陷于机会主义甚至投降主义，两者都会招致抗战的失败，即革命的失败。周恩来的谈话为胡风在武汉从事文艺活动指明了方向。从此，胡风对周恩来产生由衷崇敬之情，凡有周恩来参加的文化界集会，胡风都应邀出席。胡风经常为周恩来和日本友人的谈话作翻译。不久，原是上海“左联”的盟员吴奚如从延安到武汉，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且担任周恩来的秘书，这样，胡风通过吴的关系，与周恩来的交往更频繁了。

胡风日益感觉到周恩来平易近人，不像国民党官员有官架子。一次开会，主持人不知道周恩来到会了，也就没有请他到前排来，结果让他夹在许多青年作家和演员中间照了一张相。虽然，周恩来没有不愉快和不自然的感觉，但相片洗出后，胡风却很感不安，同时愈感周恩来大度、平易的人格魅力。

1938年初，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耐心地做了郭沫若的工作，希望他担任该部第三厅厅长。周恩来决心把第三厅建成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机构，用来推动抗日救亡文化宣传运动。周恩来还提议包括胡风在内的好几位进步文化人士为设计委员，因为王明作梗，事情未能如愿，但胡风内心感到了周恩来的理解与信任。

各地文化人到武汉越来越多，国民党开始做拉拢工作。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由阳翰笙发起组织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38年3月27日上午在汉口总商会正式成立，周恩来以名誉主席的身份出席会议并作指示。对于周恩来的到会，老舍在后来的会务报告中作了如下生动的记述：“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的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一块儿工作。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掌声送他下楼）”周恩来的讲话对与会人员震动很大。会议选举老舍为总务股主任，郁达夫为研究股主任、胡风为副主任。

二、“还是到香港去吧”

武汉沦陷前夕，胡风离开武汉，于1938年12月2日到达重庆。周恩来也于12月中旬到达重庆。胡风着手《七月》的复刊工作，遇到困难，便求助周恩来。胡风在1939年5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夜，访周恩来，他答应为《七月》帮忙。”胡风常到曾家岩50号拜见周恩来，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我每次去50号就像回到家里一样。”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加紧对进步文化人士的迫害。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同志们采取了一系列紧急防范措施，其中一项就是将一大批进步的文化人分别送往延安、桂林、香港和东南亚。对胡风一家的安排，也是周恩来精心考虑的事。

1941年2月3日晚，周恩来约见胡风，和他讨论当前的形势与对策。胡风认为：“国民党在政治上失败了，我们正应该在重庆和它顶。它如捕人，就会更加重它在政治上的失败。”周恩来对胡风这种不畏强暴、坚强不屈的精神表示赞赏，但认为目前必须保存实力，撤退到其他地区去。周恩来进一步说，撤退固然是为了保存干部，但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积极意义，那就是向国民党表示抗议。

对于去哪儿的问题，胡风和妻子梅志曾考虑过，他们是想去延安。3月17日深夜，周恩来再一次找到胡风，他考虑再三，对胡风说：“还是到香港去吧。”周恩来认为胡风到香港可以做更多的事，也可以找机会与日本共产党取得联系。此后，周恩来为胡风一家去香港作了周密的安排，包括提供车辆、假证明和联系人等事宜。对此，胡风一家十分感激。

4月30日晚，即临行的前一天晚上，胡风又去曾家岩50号，想把自己多年收集的日本翻译出版的有关马恩的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交给周恩来代为保存，同时想再听一听周恩来还有什么指示。周恩来因工作忙碌没在，胡风被徐冰（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留宿在那里。深夜12时后，周恩来回来立即过来看胡风。胡风想起床，但周恩来用手按住他不让他起来，说来晚了很抱歉，同时交给胡风一百元美钞和若干法币，还说，对不起，港币没有了，一再嘱咐他一路要多加小心。胡风把那一包书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表示一定代为保存，来日归还。离开时，周恩来和胡风握了握手，还轻轻地为他掖了掖被子。后来胡风每当提起此事，激动的心情总难以抑制。

三、“只要不出卖灵魂，送钱可以接受”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香港很快沦陷了。胡风一家随同其他文化人，得到东江游击队的帮助，到达桂林。在地下党的关怀下，胡风开始出版《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等进步刊物。

这时，国民党为了拉拢进步人士，也派人假惺惺地送钱给胡风等人，表示慰问，并提出希望他们能回到重庆共商国是。胡风认为，国民党的钱绝对不能接受。可是，地下党传达周恩来指示：“只要不出卖灵魂，请吃饭可以去吃，送钱可以接受。”这种灵活的统战策略，对胡风学会如何处理与国民党关系具有指导意义。

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决定，1943年3月14日胡风离开桂林重返重庆。到重庆后，胡风希望将《七月》复刊，但是此时《七月》因停刊时间过长已被国民党员销了执照。胡风只得以《希望》杂志的刊名申请登记，在多次与国民党中宣部、书审会、内政部、市政府交涉后，最后被告知必须有3万元存款当保证金。面对这故意的刁难，胡风只得向周恩来求助。周恩来对胡风办刊物历来是支持的，他“一口答应，开给了我一张支票，并祝我顺利”（胡风《回忆录》）。《希望》杂志终于被允许登记出版。

周恩来不仅在经济上支持胡风办刊物，而且还为他收集稿件。当时，在延安的同志投给《七月》和《希望》的稿件，几次都是由周恩来放在衣物中带回重庆交给胡风的。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经过43天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双十协定》。在毛泽东离渝前，张治中设宴欢送，胡风应邀出席，并到机场欢送毛泽东返回延安。

四、“不要先存一个谁错谁对的定见”

1948年11月底，胡风经香港去东北解放区。1949年7月，胡风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9月，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参加开国大典。看到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胡风心潮澎湃，创作了长诗《时间开始了》，热情歌颂新中国，歌颂中国共产党。

1951年11月，全国文联决定在文艺界进行整风。在整风中，有些读者给《文艺报》来信，提出应该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开展批判，《〈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刊登了这些来信。胡风看了这些刊登的信件，心中不满，且又不安。他一心想和周总理谈谈。胡风认为自武汉与周恩来相识以来，周恩来最了解他。1951年12月3日，周恩来约胡风谈话，时间长达5个小时。胡风说了自己对当前文艺形势的看法，表达了自己的苦恼。周恩来努力帮助他解决思想问题和工作问题。周恩来谈话的主要内容是：

（一）批评胡风“也有点宗派主义”，希望他加以克服、纠正。（二）要求胡风要与文艺界同志加强合作，不合作不好，工作得大家一起做。关于历史问题，可以找周扬好好谈谈，可能的话，开个小型座谈会。（三）认为胡风的组织问题应该解决，可以找丁玲、周扬谈谈。（四）现在中央很忙，来不及抓文艺。中央非常需要了解文艺方面的情况，建议胡风可以写个材料给中央，谈谈自己对文艺的看法。这次谈话谈得很好，很深很透，周恩来还留胡风吃晚饭。周恩来对胡风严肃批评，诚恳帮助，认为胡风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通过谈心是可以解决的，如果需要可以写信给中央，中央会将问题弄清楚的。胡风尽管仍然坚持自己文艺创作上的一些观点，但也希望通过谈话把问题弄清楚，对周恩来表示十分感谢。

1952年4月，周扬来上海与胡风进行了一次长谈之后，胡风更感不满和不安。当时，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彭柏山觉得这样下去不好，就提议胡风给毛泽东与周恩来报告请示。

胡风考虑了两天，怀着不安感，于5月4日写了信，并附上了《〈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所发表的那几封要求公开批评他文艺思想的读者来信。

7月，胡风到北京参加关于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会议。对于这次会议，周恩来指示：“不要先存一个谁错谁对的定见，平心静气地好好谈变。”7月28日，周恩来还让周扬转给胡风一封信。

胡风同志：

五月四日你给我的来信和附件均收阅。现知你已来京，但我正在忙碌中，一时尚无法接谈，望你与周扬、丁玲等同志先行接洽，如能对你的文艺思想和生活态度作一检讨，最好不过，并也可知你所说结束二十年的“不安”情况。

舒芜的检讨文章，我特地读了一遍，望你能好好地读它几遍。

你致毛泽东的信我已转去。

致以 敬礼

周恩来 七.二十七

胡风非常激动地读着周恩来的来信，认为这是对自己的莫大关怀。对胡风的“问题”，周恩来希望通过平心静气地商谈，彼此可以消除隔阂，达成共识。然而，后来的事态发展，远远出乎周恩来的预料。1955年1月，中共中央在转发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报告》的批示中，确认胡风在文艺思想领域，“在长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活动”。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逮捕胡风，并定性“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界最大的冤案就这样铸成。

五、《向周总理请罪》

1955年，胡风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1965年被假释出狱。“文革”发生后，胡风再次受到批判。1969年，胡风被加判无期徒刑，收监关押。由于胡风问题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案”，加上“文革”的恶劣形势，虽然周恩来对胡风不能加以保护了，但胡风心中一直对周恩来充满感激之情，深刻认识到自己辜负了周恩来的一片关怀。1976年1月9日，当胡风从广播里得知周恩来逝世的噩耗，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悲痛，多少天里一直沉默寡言。他终于写了一篇感想，题为《向周总理请罪》，以表达对周恩来的敬爱之情。

曾经水际通山际，惯理千端及万端；掌舵遥航风浪海，怀锥近逼虎狼官；星辰入夜光尤亮，松柏临冬色不寒；夺地连营屯塞上，争时大帜树江干。

胡风不断说：“我是除请罪外，欲哭无泪。我认识到了我是连怀念哀悼的身份都没有的……”因为，他此时还是一个判了无期徒刑的犯人！胡风思绪万千，他再次想起周恩来对他的教诲。

粉碎“四人帮”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彻底平反了。1986年1月15日，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在胡风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称他为“我国现代革命文艺战士，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赞扬“胡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作出贡献的一生”。胡风多年盼望的事情终于解决了。这也是周恩来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