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氓与皖南事

李一氓是中共传奇文人。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李一氓被派往南方红军与游击队所组建的新四军，肩负起秘书长及军法处处长的重任，负责管理军部机密文件与安全保卫事务。在皖南的三年时光里，他亲历并深度参与了新四军军部所有重要决策的制定过程。

在举世瞩目的皖南事变中，他凭借非凡的勇气，奇迹般地全身而退，辗转抵达香港。随后，他向延安连续发送了七份电报，详尽地记录了事变的始末，并深入剖析了他本人对导致皖南事变的主客观原因等关键问题的见解与思考。正如他在1941年4月1日致中共中央的电文中所述：“除去叶、项、袁、周四位之外，我所了解的详情，无人能出其右。”他的这份报告，为后世研究皖南事变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

虎口脱险

1941年1月12日，标志着皖南事变进入第7个日夜，这一天，石井坑保卫战达到了最为惨烈的阶段。面对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重重围剿，皖南新四军承受了巨大的伤亡，东流山等关键制高点接连失守，皖南事变似乎已临近尾声。

夜幕低垂，新四军军长叶挺果断下达了分散突围的命令。在向延安发送了由他亲自署名的最后一份电报后，军部秘书长李一氓指示电台台长将电台设备彻底摧毁，并亲眼见证了机要员们销毁所有密码本的过程。待他摸索着攀上坡顶，却发现与军部其他人员失去了联系，平日里直接管辖的机要人员也已四散而去。

为确保万全，他在一片树林中的茅草深处挖掘了一个隐蔽的坑穴，忍着剧痛将几件无价的重要文件深埋其下。这些文件中包括了毛泽东于1937年亲笔签署的指示信、1938年叶挺将军因与项英发生争执而离职时致他的亲笔长信，以及他本人亲自记录的长征日记。

在皖南事变爆发之际，新四军总部及皖南所属部队，共计九千余人，不幸遭受国民党军八万精锐的围攻，形势危急。除少数近千人设法突围外，剩余的绝大多数将士，或被俘或英勇牺牲，几乎遭受了全军覆没的惨重打击。至1月14日之后，被围区域仅存少数新四军残余人员。李一氓在饥饿与困苦中，于数个山沟之间辗转隐蔽数日，期间偶遇新四军流散士兵，人数时有增减，然而由于彼此间不甚熟悉，且需躲避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搜捕，终未能聚集成军。直至后来，李一氓有幸遇到了军部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战地文化服务处处长钱俊瑞，以及教导队的两位下级军官，于是，这五人便汇聚一堂，组成了一个微小的团队。

于是，他们在泾县山区隐蔽至一月下旬，成功与一位同情新四军的当地农民建立了联系。日间，他们潜伏于密林之中，夜间则悄无声息地前往那户人家共进晚餐。随着农历新年的临近，参战的国民党军队已接到命令，纷纷撤回原防。众人商议后认为，在山中滞留并非长久之计，必须尽快与上级取得联系，并向党中央详细汇报此次事变的经过。余立金与钱俊瑞计划经宁波至上海，再前往苏北，最终抵达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面见刘少奇。李一氓则决定前往桂林，再转道重庆，在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会面。其余两位教导队下级干部则表示，他们希望返回福建的故乡。于是，众人商定先前往太平县，再南下至屯溪，并在那里分别，各自踏上了各自的旅程。

昔日突围之际，每人皆领得一份资金。众人取出五十银元赠予主人，一方面以示对主人一家不顾生死，提供食宿与掩护的感激之情；另一方面，恳请主人协助购置化装所需的衣物。在农户的协助下，他们换上了普通百姓的衣着。热情的农户还特意为他们准备了道具，例如李一氓肩挑一根竹竿，挂上几块黄鼠狼等小野兽的皮毛，假扮成收皮毛的商人。钱俊瑞则手提竹篮，内装香烛等节日用品。余立金等人亦效仿此法，各自准备好了一套应答之辞。一切准备就绪后，主人引领他们前行三四里，直至送达通往太平县城的山口，随后挥手告别。

遵照既定的安排，为确保安全，五人便刻意装作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各自独立前行，彼此间的距离维持在二三佰米左右，以便能够前后呼应，夜晚再于预定地点聚首。虽说是美好设想，但实际操作起来，却不过是空中楼阁。那时，每个人都急切地渴望早日脱离泾县这处充满危机之地，于是行色匆匆，不久便乱了阵脚。李一氓年岁最长，行进速度较慢，待到绕过太平县城的第二天，他已经远远地落在了队伍的末尾。

山道蜿蜒曲折，加之李一氓行动不便，不久便在双脚上磨出了水泡。行进途中，他两次遭遇正在休整的国民党军队，虽险象环生，却侥幸得以混过。直至第三天傍晚，李一氓才抵达潜口镇。因缺乏通行证，他不敢贸然入住旅馆。在镇外一间简陋的小茅店中，尽管他自称是逃兵的川军，店主却凭借敏锐的洞察力，一眼便识破了他实为新四军皖南事变中的散兵。幸赖新四军在皖南三年的良好声誉，店主并未揭露他的身份，更未对他刁难。反而在店主的掩护与协助下，李一氓得以安顿食宿，并高价购得一张通往桂林的通行证。

持有通行证，李一氓便能在国统区自由往来。店主特意为他雇了一辆驶往屯溪的人力车。在离别之际，店主微笑着向李一氓揭露了他新四军的真实身份。屯溪，作为徽州府的治所，当时仍位于后方，因躲避战乱，诸多达官显贵云集于此，加之苏浙皖边各级战时流亡政府机构林立，使得这里呈现出一种不寻常的繁荣景象，被时人誉为“小上海”。在热闹非凡的屯溪街头上，李一氓惊喜地遇到了比他早到一步的余立金和钱俊瑞。他们换上了崭新的服装，容光焕发，几乎让他辨认不出。两位好友匆忙中向李一氓告知，他们已购得前往宁波再转上海的船票，即刻便将启程。于是，在屯溪街头，他们握手道别。

受到两位友人的点拨，李一氓也在估衣铺选购了一套布棉袍，并购买了一只手提箱，箱中装有当地收购的茶叶以及屯溪闻名的徽墨，将自己装扮成了一名贩卖茶叶的商人。他的行程目标是经由桂林前往重庆，而首站则是从屯溪出发，先乘坐汽车抵达浙江金华，再换乘火车继续前进。然而，适逢农历除夕，经多方询问得知，无论是除夕当天的客车，还是次日的大年初一，均无前往金华的班次。无奈之际，他只得临时寻找了一家小旅馆暂住，将自己封闭在房间里，孤独地度过了一个寒冷而寂寞的辛巳年春节。

大年初二，李一氓终于花钱请旅馆的人帮忙，在去金华的出租小汽车上买到一个座位，辗转抵达桂林，已是2月6日近元宵节了。在火车站口附近报摊上，李一氓买了一份有中共背景的《救亡日报》，然后叫了一辆人力车，要车夫按报头刊登的太平路21号社址拉到报社，想通过报社找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孰料报社工作人员告诉他：因皖南事变发生，国内形势骤变，桂林八办已于1月20日奉命撤回重庆。再打听，两个熟人夏衍和范长江也都转移到了香港，后来总算与老朋友孟秋江取得联系。神通广大的孟秋江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证章。李一氓便以该委员会职员身份住进高档的环湖旅馆。

依照既定安排，李一氓原本计划取道桂林前往重庆，以便直接向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汇报皖南事变的详细经过。为此，他特地委托孟秋江联络国民党资深元老、昔日的北伐军第四军首任军长、现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协助安排行程。李济深鉴于重庆的局势异常严峻，担心前往那里会有安全隐患，同时得知刘少奇、陈毅已在苏北盐城宣布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他建议李一氓不如转赴苏北的新四军军部，并承诺会尽力将他从广东护送至香港，随后再前往苏北。

1941年元宵佳节过后不久，李济深牵线搭桥，孟秋江作为中介，促成李一氓与同盟会资深成员李章达的会面。随后，李章达亲自陪同，他们从桂林启程，乘坐火车抵达衡阳，再换乘汽车，于2月17日抵达广东韶关。在韶关稍作停留，又等了一个星期，最终从韶关北部的乐昌机场乘坐中美航空公司的班机抵达香港。一到香港，李一氓便利用航空公司的电话联络到了老友夏衍，并被安排入住半山饭店。自皖南险境中成功突围，历经皖、浙、赣、湘、桂、粤六省，历经一个多月的惊心动魄，他终于在香港与中共在香港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

1939年，在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人与周恩来同志共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照片中，从后排左至右依次为袁国平、陈毅、周恩来同志以及项英；而前排则是李一氓、粟裕、王集成和邓子恢。

撰写皖南事变七份报告

在皖南事变成功突围之后，李一氓依托中共的秘密电台，陆续向延安的党中央提交了七份详尽的报告，关于皖南事变的始末。这些报告不仅成为后人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史上这一关键事件的珍贵史料，而且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见证。

在韶关等待航班的日子里，李章达巧妙安排，于2月24日促成李一氓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进行了一次秘密会晤。会面前夕，即194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了指示，内部宣布将1月15日《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的内容“务必传达至团级以上干部”。据此，张文彬向李一氓传达了中央的这一决定。

该《决定》尖锐地指出，项英领导下的党政军内部状况，鲜少向中央汇报，形成了一套独立的风格。对中央的不敬，在三年间已演变成极不正常的状况。“由于项英、袁某领导上的失误，事先缺乏精神准备，事到临头又缺乏作战指挥与决断，导致最终陷入失败。此次的失败，正是项英、袁某一贯机会主义领导作风的必然结果，绝非一般偶然战斗的失利可比。”《决定》向全党全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发出警示：“军队干部，尤其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者，鉴于中国革命长期分散游击战争所培养的独立自主能力，绝不能演变成不服从中央领导、中央军委指挥的状态，否则将极为危险。”“须知，手持武器装备的共产党员，若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无论其多么自信与具备何种能力，最终必将走向失败。”

身处新四军领导岗位的李一氓，面对这等措辞严厉的指责，心中倍感沉痛。经过深思熟虑，他意识到有必要就这份《决定》向中央表明立场，于是立刻着手起草了一份电报。该电报经由广东省委，通过韶关的地下电台，发送至延安。这便是著名的“皖南事变报告第一号”。

这份首份报告的电文篇幅并不冗长，起初便向中央通报已“安全抵达粤地”；继而表达了对中央《决定》的坚定态度，表示“全面接受并坚决拥护”；最后，对个人在突围过程中的行迹与所见所闻进行了简略的概述。

在香港，中共驻港代表廖承志与潘汉年，对李一氓就皖南事变始末的口头汇报进行了详尽倾听。廖、潘二人进而要求李一氓将事件的详尽经过以书面形式记录，并由他们通过电台将其发送至延安。李一氓认真梳理了自1月4日部队启程，至1月6日双方交火，直至1月14日战斗落幕的个人亲身经历。鉴于事件情节繁复、篇幅较长，李一氓将相关内容进行了归纳整理，分批次撰写，并穿插进行，同时为电报编定序号，以韶关发出的电报作为第一号，历时约一个月，共计发出七份。

第二号报告时间为3月6日，内容是回答延安来电询问皖变失败是否与敌特内奸机密泄露有关的问题。李一氓分析，“我行军作战皆未下达纸上命令，完全口述行动路线……决定作战布置系六日上午讨论决定，下午传达，是晚即发出，且知道的人很少”，而且第三战区联络参谋陈淡如“四号黄昏由泾县回云岭，（假如陈预知我四号晚行动，他绝不会回来）”，因此他认为：“此次失败推测并非因机密泄露或内奸所致。”

第三号报告成文于3月18日，其核心内容是对皖变中项英同志动摇过程及本人离队的经过进行详述。回顾1941年1月8日深夜，部队在突围过程中遭遇阻碍，形势万分危急之际，当得知第三战区前敌指挥官上官云相下令围剿部队于次日拂晓实施全面总攻的消息后，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治委员项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以及秘书长李一氓四位新四军高级领导人，未经军长叶挺同意，擅自离队，携少数随从试图通过小路逃脱，意图保全自身。叶挺和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在得知此事后，立即向中原局及党中央发出电报，报告“项、袁、周、李擅自离去”。然而，他们未能成功逃离包围圈，被迫于次日分头返回。但此时，中央已下令撤销项英的指挥权限，明确军事指挥权归叶挺，政治领导权归饶漱石负责。

项英回到石井坑与叶挺重逢后，心中愧疚难当，不禁潸然泪下。他随即向延安发送电报，坦白承认自己“临时动摇，意图带领队伍走小路突围”，此举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同时，他表达了“誓与部队同生共死”的坚定决心。在部队面临被围困的危急关头，他丧失了信心，动摇了意志，选择逃离。这一行为使得项英在党内和部队中积累多年的威信几乎丧失殆尽。

项英出走事件中，李一氓不仅是参与者，也是目击者。在向延安中央书记处发送的“皖南事变报告之三”电文中，他对事件经过做了详尽描述：“大约晚上10点钟，项英突然多次派人找我，但都未找到。当我回到原位，得知项英曾派人找我，便前往他处。当时袁国平和周子昆也在场。项英一手握住我，另一手握住袁国平，周子昆站在他们前面，没有说话。随后，我们匆忙向后方行进，同行者只有几名卫士。起初，我并不明白项英的意图，我以为他是要找地方开会，决定最终的行动方案。但并未见到老叶。走了几十步后，袁国平提到他的卫士没有来，周子昆自言自语说他没带钱。这时我才恍然大悟，项英又要重演‘三年油山’那一幕。我立即追问项英是否叫过老叶，项英回答说他叫了但老叶没来。此时，我对项英的这一行动表示不赞同，我明确表示自己不会随他们行动。项英反问我怎么办，我表示将另寻出路，即便打游击也要带上枪支，即使脱离队伍也要设法营救干部，我还计划设法让军法处、秘书处及胡立教等人从铜陵、繁昌穿过皖北。项英对此表示同意，与我握手，并提出要带走xx，因为他还带着钱。袁国平也表示愿意随我行动，但又听说今晚形势不明，需要等到明天再作决定，最终仍然和项英、周子昆一同行动。由于同行的是他们唯一的向导，我们便分道扬镳，他们继续前行。”

在此次离队事件中，李一氓于第三份报告中对中央进行了自我反省。半个世纪之后，提及此事，他仍深感懊悔。在回忆录中，他如此表述：“我必须承认，在新四军任职期间，我犯下了错误，未能妥善处理叶项之间的关系。更为严重的是，我得知项英和袁国平有意脱离队伍，我却未能劝阻他们，亦未向叶挺将军汇报此事。反而效仿他们，自行联络了数位军队与地方干部，擅自离队。实际上，我并未真正逃离包围圈，最终仍是被迫返回军部。尽管这段经历短暂，从黄昏至夜半，不超过十个小时（此处记忆有误，应为从8日夜半至10日中午，共计一天半时间——笔者注），但这却是我一生中难以弥补的遗憾。”

本报告编制于三月二十日，核心内容涉及新四军行进过程中所采用的三个纵队的兵力配置，同时详述了针对新四军的国民党部队，包括其七个师的番号及兵力部署。此外，报告还对北撤部队选择向南绕行的移动路径进行了阐述。

报告第五号与第四号写于同一天。从内容看衔接前电，主要是汇报皖南部队1月6日、7日两天的情况。6日晚，皖南新四军遵照潘村会议布置，兵分3路连夜冒雨向南开进。7日上午与敌发生激战，道路受阻。身处前线的叶挺军长当时想命令部队打下星潭，冲出包围圈，但同去的副参谋长周子昆说：“是否应先回报告项副军长，共同研究局势。”7日下午3点，在丕岭与星潭之间的百户坑指挥所召开会议，讨论攻打星潭的方案。叶挺主张集中主力进攻星潭，但项英在战事面前犹豫不决，犹豫不定，会议因此拖延至深夜10点，竟然持续了7个小时。叶挺最终气愤地说：“时间即是胜利，我们绝不能犹豫不决，更不能缺乏决心。即便是我，对错误的决心也能接受。现在，请项副军长做出决定，您怎么决定，我就怎么执行。”最终，项英决定：不攻占星潭，部队撤回丕岭以西。项英的犹豫不决，导致宝贵的战机被严重耽误。对于这次对部队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百户坑会议，李一氓在第五号报告中这样描述：“叶希夷（叶挺字希夷——编者注）提出了两个方案：（一）即刻后撤，沿原路返回茂林，再渡过青弋江，进攻太平、洋溪、石台、青阳，甚至考虑南进至祁门、景德镇。袁某认为此方案可行，但项英反对，认为从政治上难以说通。叶希夷反驳称，此时生存最为重要，政治因素次之。然而，这一提议最终还是被否决……”

第六号报告，成文于三月二十二日，详细记录了石井坑保卫战的战事经过。

1941年4月1日，李一氓写出第七份报告，从军事角度分析皖南新四军失败原因，十分精辟，全文如下：

检讨此次战役的失利，固然项的政治决策失误是关键因素，然而，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也暴露了严重的错误。

1.若能提前四五日采取行动，局面自不会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

2. 过于低估了敌人的实力，却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误以为第四十师不堪一击。

3.在选址时，若将自己置于高山之巅或深谷之中，则将徒劳无功。

4. 准备工作存在不足，非战斗人员数量过多，携带的行装亦过于繁重。

5. 长途跋涉，我军行进能力略显不足。敌方每日可推进百里，而我军却仅能行进四十里。

6. 若是运用兵力失当，导致兵力分布不均。若全军齐心协力，形成一线攻势，自不会出现兵力短缺或相互之间脱节的局面。

7. 缺乏大规模集群作战的实践经验。在过去的三年里，战斗的规模均以团为基本单位进行。然而，此次六团联合行动，却未能展现出协同作战的默契。

8. 由于过去弹药充足，未曾注重节约，以致后来虽手握枪械，却弹尽粮绝。

9. 由于参谋长的工作表现不尽如人意，周子昆只得负责管理后勤事务及教育工作，而对于作战部署与指导方面，他感到力不从心，难以把握。

10.指挥大兵团作战经验不足。

11. 在战时，工作缺乏周密的规划……下级连队的指导员仅限于进行简单的鼓动，而缺少对整个战役的组织协调。

以下是我对此次战役军事失利之个人见解。若中央及军委尚有疑问，我定将根据所掌握的信息予以解答，因为除叶、项、袁、周四人之外，我所知的经过要远超其他人（报告已完整呈递）。我计划在四月十日左右启程离港前往上海。

由于李一氓在新四军中的地位，他写于皖变结束不久的7份报告，对新四军历史研究者言，其史料价值无疑十分重要。几十年后的李一氓自己对此也有如下评价：“皖南事变自1941年1月4日起至1月14日结束，总共持续了11天。我撰写电报的时间是在3月，与事变相隔了大约五六十天，这是我亲历的一场重大变故，因此记忆犹新。若要我现在详细回顾，并达到当时电报的详尽程度，已显得颇为困难。”

李一氓

受党内警告处分

1941年四月的中旬，李一氓陪同潘汉年自香港启程，经过半个多月的辗转，最终平安抵达苏北的盐城。

当时，为了杜绝皖南事变中可能被俘后叛变投敌的个体混入队伍，新四军新军部与华中局共同设立了审查委员会，对每一位成功突围归队的战士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在华中局，李一氓依照规定，对皖南事变的经过以及自己突围的每日详情，向组织进行了详尽的汇报。经过研究，华中局向中央提交了报告，认为李一氓在部队转移期间擅自离队，系“对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采取调和立场及自由主义态度”，建议在组织上给予其警告。延安方面复电表示认可。

194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华中局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由李一氓检讨自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与会的华中局委员刘少奇、陈毅、饶漱石、曾山对他的错误提出批评，后由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宣布中共中央关于对李一氓同志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给予党内口头警告的批示。口头警告是中共党纪中最低级别的处分。在会上，李一氓对大家的批评和组织处分表示诚恳接受。会议结束已是深夜，散会前端出一盘土制蛋糕当宵夜。李一氓回忆说，因自己是批评对象，所以对蛋糕迟迟没有动手。为了缓和尴尬的气氛，心细的陈毅对李一氓发话说：“错误是错误，吃蛋糕是吃蛋糕。”随后，他也拿起了一块蛋糕。

原本以为接受组织的处分之后，此事便已告一段落。然而，在1942年，刘少奇在接到返回延安的命令之际，于2月15日至3月5日，于苏北阜宁的单家港主持召开了华中局的首次扩大会议。在众多来自各地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的见证下，李一氓再度被安排在会议上，对皖南事变的错误进行了公开的检讨。

此后，李一氓先后担任中共淮海区委副书记、淮海行政公署主任、中共苏北区委副书记、苏皖边区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共旅大区委副书记以及大连大学校长等职务。全国解放之际，他再度出任驻缅甸大使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然而，在“文革”期间，因与1968年3月的“杨余傅事件”中余立金案件有关联，加之皖南事变突围旧事被翻出，李一氓在国务院外事办的工作中遭遇了不公正的“专政”，被关押于秦城监狱长达五年。在狱中，他被迫撰写自己一生的详细自传。直至1973年10月获释后，政策得以落实，他陆续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中纪委副书记和中顾委常委等要职。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他未曾就皖南事变发表过任何公开言论。

1981年，正值皖南事变四十周年之际。在那个金秋时节，李一氓缅怀往昔的战友，特地前往南京的雨花台望江矶，向项英的墓前致敬。在那里，他触景生情，灵感涌现，即兴吟咏了一首诗篇。

秣陵秋染浅丹霜，

独有荒坟卧望江；

麦饭篮空惭无奠，

桐弦调走笑雌黄。

临危受命原无忝，

到死方休亦可伤；

四十年间云岭怨，

皖南山色自苍苍。

通览全诗，从文学层面审视，堪称佳作。诗人精心挑选“霜”、“荒”、“怨”、“伤”等字眼，巧妙营造出低沉忧伤的氛围，其间不无对项英不幸命运的同情与惋惜之情。

李一氓对这首诗颇为自得，于1982年清明时节，特地亲笔题写此诗，并寄往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珍藏。李一氓的书法早已享有盛誉，纪念馆得以收藏其墨宝，自然欣喜不已。然而，不料这首诗被中共安徽省委的一名热心人士发现，认为其内容与情调有所不妥，遂上报省委，并由省委以官方名义上报中央。中央书记处对此事亦特地通知了李一氓。李一氓未曾想到，这首仅仅凭吊战友的普通诗作，竟引发了如此轩然大波，其心中的郁闷与无奈，可想而知。

项英、李一氓、叶挺关系微妙。

谈及项英、李一氓与叶挺三者之间的关联，其性质确实显得颇为复杂。项英与叶挺之间的矛盾，在当时新四军军部并非鲜为人知之事。

新四军成立后，叶挺尽管是新四军军长，但因不是中共党员，所以部队的实际领导权，理所当然地掌握在身为中共东南分局书记、军分会书记的副军长项英手里，这也是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所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对项英来说，尊重叶挺、团结叶挺就显得尤为重要。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致项英的“五四指示”中，除了对新四军发展方向做出具体布置外，最后特地叮嘱项英：“请务必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毛泽东将叶挺称为“同志”，其中寓意深远，实则是在提醒项英，不应将叶挺视为外人，而应以“同志”之礼相待。

鉴于叶挺无法出席党的会议及军分会会议，他在工作中遭遇诸多不便，亦无法及时介入军务处理的各个环节。1938年6月初，叶挺因公赴武汉之际，便向长江局委婉地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即“恳请在新四军内部设立一个委员会，以便我们共同商讨并处理所有军政事宜”。中共中央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出于对叶挺合理要求的尊重，于6月9日向长江局发出复电，同意成立新四军委员会，成员包括项英、叶挺、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其中项英担任主任，叶挺则担任副主任。

然而，项英在担任新四军军部职务期间，却未能在团结上与叶挺军长达成默契。正如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所指出：项英对叶挺军长缺乏应有的尊重与信任，不仅不让他独立负责军事指挥，甚至于包揽战场指挥权，自以为是地做出决策”。叶挺在新四军内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起初，他与司令部参谋处共事，后来却搬至项英的住所。项英起初与叶挺同用餐于小灶，却很快转至大食堂就餐，将叶挺一人留在小灶。在这种情形下，军部其他干部亦有意无意地避让叶挺。孤独的叶挺，常以摄影为乐，手持心爱的相机，在军部驻地周边游走，以此排遣内心的苦闷。

叶挺怀揣满腔热血，毅然担起新四军军长的重任，旨在抗击侵略，实现个人抱负。然而，他未曾料到，自己既要面对国民党当局的制约，又要遭受项英的排挤。这一局面出乎他的意料，最终在1938年10月，他愤然提出辞职，并愤然离开，前往广东。蒋介石对此向中共明确表态：叶挺已脱离新四军，因此新四军的问题需重新处理，并需派遣新的人选担任新四军军长。

中央书记处接到紧急报告，得知蒋介石意图借此事件大肆渲染，遂对此事给予高度重视，并迅速向驻重庆的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发出指令：“即刻召集叶挺来重庆进行会谈，务必彻底解决新四军的工作问题，并要求叶挺向蒋介石表明其愿意重返新四军工作岗位。”同时，指示周恩来在与叶挺交谈时，“需明确叶挺在新四军中的实际地位和实际职权，以确保他安心工作”。周恩来洞悉叶挺与项英之间矛盾的症结，遂在回复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原则性意见：“叶挺回归新四军，我的解决原则是，必须明确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改变工作关系。新四军委员会可设叶挺为正职，项英为副职，实际上担任政治委员。”1939年1月10日，中央书记处电复周恩来，同意新四军委员会“叶正项副”的提议，并强调，“解决叶挺的工作问题，对于新四军的前途及全国人民对我党的态度，影响极大”，必须“在新四军干部中开展教育，以确立对叶挺的正确关系”。

于重庆之际，周恩来一方面积极与蒋介石交涉，坚决表达中共不赞同更换叶挺的立场，另一方面，他对叶挺坦诚相待，促膝而谈，成功说服了叶挺。此外，周恩来还亲自决定陪同叶挺重返皖南军部。叶挺深受感动，遂撤销了其辞职的请求。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与叶挺等人一同抵达云岭。在军部，他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对华中发展的战略部署，并强调了中央对叶挺在新四军地位的高度认可。周恩来在批评项英时强调：“叶挺同志，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官，北伐时期的著名将领，对党的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充满热爱，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不能因他非党员身份而对其产生不信任。他若留在党内，不如在党外发挥更大作用，对党的事业更有益。如此热爱党的事业之优秀干部，若不予团结，那我们还要团结谁呢？”

不过，短短数月后，叶挺再度宣布辞职。此刻，叶挺与项英之间的分歧，已显著体现在对新四军战略方针的不同看法上。

1939年11月7日，叶挺在重庆与秦邦宪、何克全、董必武、叶剑英共同向中共中央发送紧急电报，就长江以南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当前，江南新四军正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困境。我们的活动区域不断缩减，被严密封锁，行动受限，部队力量分散，编制和经费亦受到极大限制。事实上，新四军正处在顽固派和敌寇的双重夹击下艰难求生。唯有坚定且隐蔽地实施策略，即一部力量坚守江南现有区域，主力部队则向江北挺进，并将工作重点转移至江北，方能确保武装力量的持续壮大。”（一）立即派遣大量政治工作人员赴江北进行政治动员；（二）优先将弹药、药品等物资运往江北适宜地点；（三）在江南保留必要部队的同时，主力部队分批次组建游击支队，分别渡江；（四）将主要作战区域拓展至津浦铁路以东；（五）指挥机构应秘密转移到江北。

叶挺数月前曾亲赴江北敌后进行实地调研，对江北地区新四军发展条件的优越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所提出的建议，比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向中央提出的以苏北为起点，开启华中局发展新局面的方案，早出了半个月。这无疑体现了英雄们的共识。此事充分证明了叶挺具备卓越的战略洞察力和把握全局的智慧。

在1955年4月的首次亚非会议上，陈毅与新西兰的老友路易·艾黎回忆起皖南的往事，提及：“新四军自整编以来，内部矛盾不断，叶挺军长与项英副军长间的矛盾尤为尖锐。我对项英怀有敬意，私交亦佳，但在军事战略上，我更倾向于支持叶挺。我与项英多次私下沟通，会上争论，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遗憾的是，项英最终并未接受叶挺和陈毅的正确建议。假如当时能果断执行以下五项部署，及时将主力部队和军部分批转移至江北，皖南事变或许可以避免。

2010年，我在台湾访学期间，偶然在陈诚所携带的“石叟资料”中发现了一本1939年3月编纂的《陆军新编第四军成立经过概况》小册子。其中第四部分“人事概况”中提到：“人事权归党掌握，军长叶挺……党内的权力则由副军长项英全面掌控，据悉，两人之间关系并不融洽。秘书长李一氓与项英关系密切，被誉为项的得力助手。”这无疑是从国民党的角度进行的评价。即便在国民党内部，也众所周知叶挺与项英之间的不和，此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而李一氓与项英的关系，显然比与叶挺更为亲密，这一点不容置疑。在皖南事变期间，项英中途离队，舍弃了叶挺和饶漱石，除了与袁国平、周子昆一同出走外，还特别多次派人寻找李一氓，这充分说明了两人之间深厚的友谊。

若叶、项二人的矛盾公之于众，鲜明地呈现在众人面前，“那倒是易于处理，可逐个依据是非曲直，以大局为重，逐一妥善解决。然而，这场矛盾却如影随形，若隐若现，双方均未直接向我透露，我亦未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加之，我并无权力将他们召集一处进行调解。叶挺心中总怀有离开新四军的念头，他以种种借口试图躲避，意图返回重庆或澳门。而项英亦有意让叶挺自行离开新四军，并暗中协助他实现这一目的。”

鉴于李一氓早年与叶挺、项英均有过交往，中央在筹备组建新四军领导班子时便将其纳入考量。1937年年底，李一氓接到前往新四军任职的命令，临行前，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对其叮嘱，鉴于他与项英、叶挺均相熟，希望他能充当二人之间的缓冲角色。晚年时，李一氓感慨万分：“我作为那名缓冲之人，显然是失败了。”

在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志光就新四军与皖南事变的历史问题，多次造访李一氓。到了1990年，这位历经数十载对皖南事变保持缄默的李一氓，终于在《人物》杂志当年第5期发表了题为《血染着我们的姓名——皖南事变的前前后后》的文章。遗憾的是，同年12月4日，李一氓在北京不幸病逝。

1992年12月，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由李一氓生前自传扩充整理而成的回忆录《模糊的荧屏》。书中专设了一章，长达4.5万字，详尽地回顾了新四军与皖南事变的历史。知名学者何方在2001年第5期的《百年潮》杂志中发表读后感时指出：“身为当事人，不难发现他确实有所不便言说的隐情。”何方认为，是选择沉默还是发声，是言辞直白还是委婉含蓄，这些纠结或许正是李一氓生前将回忆录命名为《模糊的荧屏》的初衷所在。